程旼的故事
按语：程旼是距今一千六百多年前的人物。他来自中原汉族，是秦代平定岭南之后、南北朝时期最早迁至粤东北地区的客家先贤。他学识渊博，胸怀大志，在南朝刘宋时期虽身居撰史学士之闲职，但面对国家的安危和百姓的疾苦，他毅然上疏宋孝武帝刘骏，建言“对外应以和，对内应以仁”的治国之策。不料，龙颜大怒，拟予严处。于是，程旼辞官避祸，率族南迁，从都城建康（今之南京）辗转两千余里，风尘仆仆，顶风冒雪，筚露蓝缕，来到平远坝头定居。此时的程旼，已是一介布衣及“草根”一族，却以传播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原文化为己任，开拓创新、崇文重教、公平正义，凭着“以德化人”的重要举措，影响着粤东广袤大地，使愚昧粗鄙的民风为之改变，致使千百年来，官民共仰，世代崇敬，乃至南齐朝廷特设程乡一县，予以褒扬。但程旼的生平事迹，却鲜见于国家正史，只散见于省内的通志、州志、县志及民间传说。现在，让我们沿着程旼的人生轨迹，看一看他身前与身后发生的一些事情。
冯华德 编著
一、生于官宦之家
东晋恭帝司马德文元熙元年（４１９）八月（农历），程旼诞生于都城建康（今南京市）一个官宦之家，其祖父和父亲都先后在东晋和南朝刘宋政权当过官。
程旼的远祖乔白（又名伯符），在周成王姬诵七年（公元前１１世纪），因呈“三异”：即嘉禾双穗、井中玉、泰山车，受到成王的赞赏，封食邑于程地（今河南洛阳之东偃师市），因以为姓。
自乔白至五世休父，任周宣王太司马，生二子：长仲庚，袭父职，开司马一姓；次仲平，则称远祖。据查，梅县程氏祖屋为安定堂，可知其族姓来自甘肃平凉，后迁洛阳之东偃师，再迁江苏建康（今之南京）。
从西晋怀帝永嘉元年（３０７）至南朝刘宋年间，由于中原地区连年战乱，使中原人口大量迁移至江南一带，先后共约９０余万人，占当时政府统计户口的六分之一，还不包括南渡世族的荫户和部曲在内。这些南迁大族成了东晋及南朝的统治基础。
据称，程旼年幼时体弱多病。稍长，由致仕（退休）在家的祖父亲自督导学习儒家的书籍。祖父治学严谨，教学有方，一笔一划，一字一音，要求严格，边教认字，边加讲解，使程旼从小就养成较为扎实的学风。他读书过目不忘，被人们称为神童。
程旼１０岁入庠就读。１１岁时，跟随众人来到远离建康的一个深山密林之中，遇见一虎，众人驱之不走，见程旼至，虎顿失所在。
程旼十六、七岁时，正式研读《五经》，尤喜《春秋》。所谓五经：即指诗经、尚书、礼经、易经、春秋，皆为儒家经典书籍。
在数年苦读《五经》之中，程旼悟出了一些路径：于《诗》必先知男女赠答之辞；于《书》必先断其句读；于《礼》必先除去自身陋习；于《易》，必先知易字有数义，不当虚衍卦名；然后治《春秋》。《礼运篇》中关于“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应为自己的座右铭，从而使他逐步树立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远大志向。
程旼刚满20岁时，已长成了七尺之躯、相貌堂堂的男子。随着博览群书，精研典籍，他的知识不断增长，但同时又感到拘囿于建康一地，毕竟视野不广，见识太少，萌生了外出游学的念头。征得祖父和父亲的同意后，程旼带上简单的行囊，离开建康，向东和向南走去，历京口（今江苏镇江）、访无锡、探吴县（今苏州），游钱塘（今杭州市），抵会稽（今浙江绍兴）。
程旼从会稽回来之后，向父亲汇报了一路的见闻和身心的感受。其父觉得程旼此次出游，受益匪浅。但总感到程旼的学问似乎还欠缺了一点，于是，令程旼闭门谢客，潜心钻研《五经》之中的《易》这部典籍。
二、侍读侍讲
随着学识的不断增长，程旼习经用世、济国济民的思想越来越激烈，迫切希望能早登仕途，施展自己的才华与抱负。
24岁那年，程旼在朝廷策试的所在地延贤堂，参加了朝廷主持的《五经》考试，高中《春秋》典籍的经魁。在当时的吏部尚书、好友谢庄的推荐下，程旼当上了撰史学士。按照刘宋政权的职官制，撰史学士与著作郎、士林学士、直省学士，同为侍读侍讲，级别是从四品，主要职责是为皇帝阅读五经时释疑解惑。
侍读侍讲虽然官品不是很高，工作也不是很忙，难于施展一个人济国济民的抱负，但程旼感到能在皇帝身边工作并为其服务，倒也觉得心满意足了。
宋文帝从元嘉初年起，由于继承了父皇武帝刘裕的改革措施和各项制度，国力日益强盛。在这种情况下，无论皇室、宗室乃至世族阶层，都更加重视文化教育，文学日渐成为南朝社会上层人士的必备素质。
在这样的政治与文学的氛围下，作为文人学士的程旼，更加得到宋文帝的重视与使用。宋文帝除了经常向程旼咨询《春秋》史志的大意、要旨及疑惑之处外，还叫程旼协助史官设立皇家史馆、选拔治史官吏，收集前朝各方面的史料，为纂写东晋史志做好准备。
宋文帝勤勉好学，有一天，他诏程旼至含章殿，询问何谓“春秋笔法”？熟读《春秋》典籍的程旼不假思索道：孔子写《春秋》，为的是匡救时弊。因此，他的政治主张便自然而然地渗透到《春秋》的字里行间，所谓“微言大义”。如当时吴国、楚国的国君，都自称为王，这是与东周君臣之道相悖的，为正名，孔子在《春秋》中把他们贬称为子，以示谴责，这就是春秋笔法。
程旼在与宋文帝频繁接触的过程中，深知宋文帝聪颖机敏而偏狭多疑，他登基伊始，便设法诛杀了扶他上台的徐羡之、傅亮、谢晦等老臣，牢牢地把朝政大权掌握于自己手中。对于文人学士，宋文帝只以文学侍臣待之，绝不允许其涉足政治，干预朝政。宋文帝诛杀当朝著名山水诗人谢灵运，便是一个例证。
在谢灵运的身上，程旼看到了文人学士的影子。他常常以谢灵运自警，在宋文帝身边侍读侍讲的日子，总是小心翼翼，生怕一言不慎，便惹祸上身。
晚年的宋文帝与太子刘邵的关系越来越紧张，甚至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宋文帝欲废太子另立，结果被太子刘邵得知，于是积极谋划，准备弑父即位。元嘉三十年（453）的一天晚上，宋文帝在睡梦中被太子刘邵的心腹张超之所杀。
刘邵弑父自立不久，宋文帝第三个儿子刘骏起兵反对。刘骏大军到达建康后，很快攻克朱雀航，随之攻下东府和台城，活捉刘邵及将其和四个儿子杀死。刘骏登上皇位，是为宋孝武帝，先改年号为孝建，后改为大明。随之，刘骏立即将其父最疼爱的儿子刘砾毒死，而且分别镇压了其叔父刘义宣和六弟刘诞的叛乱，逼死十弟武昌王刘浑。
在刘宋皇室内乱纷纷之际，程旼的好友谢庄暗中支持帮助刘骏登上皇位有功，升任侍中。南朝时，侍中归属门下省，可掌握国家核心机密，拥有参议决策之权，成为当朝辅宰（即宰相）之一。而宋孝武帝刘骏对于谢庄的信任，又远胜三公和尚书省及中书省的长官。由于有侍中谢庄的庇佑，程旼继续当他的侍读侍讲，为新皇帝刘骏服务。
宋孝武帝刘骏登基时年仅24岁，血气方刚，正是振作有为的年纪。可惜，他“寡人有疾”，十分好色，生活骄奢淫欲，挥霍无度。此外，他还随意改变宋文帝生前制定的有效改革措施和各项规章，横征暴敛，民怨鼎沸，国力更加衰弱。而且，擅杀大臣与皇室，连他的亲弟弟——海陵王刘休茂等也被他杀掉了，弄得朝廷里面人人自危，正人气短，奸臣扬威。
三、进谏惹祸端
眼看刘宋江山难保，程旼日夜心急如焚，他抛开文人学士不干预朝政的陋习，冒着舍弃身家性命的危险，毅然多次上疏宋孝武帝刘骏，建言治国之策：“对外应以和，对内应以仁。”和，即指与北朝之北魏以和为贵，和睦相处，偃旗罢战，让百姓得以喘息；仁，即对内要实行仁政，主张“国以人为本，人以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夫不失时者，在人君之仁政耳。”另，在对待皇室、宗室、臣子的问题上，也应采取“亲亲为大，相互亲爱”，不要动辄刀光剑影，杀戳不止。程旼的上疏，激怒了暴虐无道的宋孝武帝，他一怒之下，非要杀了程旼全家不可。此事让侍中谢庄得知，多次劝解宋孝武帝请息雷霆之怒，程旼本是一番好意，为了宋国江山，只是方法不对，就让他辞官去吧，放他一条生路。宋孝武帝准奏。
程旼辞官在家，整日里愁思不断，乃至夜不能寐。其夫人夏氏及三个儿子轮番劝解，仍无济于事。对于辞官一事，程旼一则以惧，一则以喜。惧者，此事是否就此了结？有无后患？他深知当今皇上骄奢淫逸，骄横跋扈，操纵国家权柄，手握生死大权，把天下当作自己一家之天下，不顾千百万民众的疾苦，随意剥夺，任意杀戮，弄得国将不国，民不聊生，真乃天下之独夫。程旼生怕偏狭多疑的宋孝武帝一时变卦，又将大祸加在自己身上。喜者，远离庙堂这块是非之地，辞去官职，一身轻松，不再过伴君如伴虎的日子，不再担惊受怕、提心吊胆，也不用看上司的眼色行事，不再听官场之间拨弄是非的声音，不再想同僚之间的互相倾轧。
此时，程旼还想起东晋时期“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先生。陶渊明去世时，程旼只不过七、八岁的小儿，但常听祖父讲起陶先生之事，从小就十分仰慕陶先生之为人。此时，他已动了学陶渊明退隐山林之心。
南朝刘宋大明八年（464）夏季，程旼在建康家中彷徨、煎熬之际，听到了宋孝武帝刘骏撒手西归的消息，16岁的太子刘子业继承帝位，是为前废帝。
刘子业做皇帝不到一年，便搞得天怒人怨，众叛亲离，被部下杀死。刘子业的叔叔、宋孝武帝之弟、湘东王刘彧即位称帝，是为宋明帝。宋明帝刘彧即位不久，其侄儿江州刺史、晋安王刘子勋起兵反对，一时烽烟四起，应者云集。
四、谋求繁衍发展之地
面对南北两朝的长期对峙，刘宋政权的内乱不息及自己在官场上的突然失意，程旼越来越想离开建康，离开江南，避开尘世的喧嚣，避开官场的纷扰，寻觅一处陶渊明先生所描绘的桃花之源，作为自己和子孙后代安身立命、繁衍发展的基地。但迁向何方？搬至何处，程旼反复地思考和斟酌：
首先，程旼否定了北迁中原的打算。自从南朝刘宋元嘉十六年（439），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统一了北方，终于形成南北对峙的大格局，并因此而引发了连年的相互攻伐，民不聊生。南朝宋国刘彧泰始三年（467）正月，薛安都以彭城降北魏，南朝刘宋开始失掉淮北四州及豫西、淮西等地。接着东徐州、兖州又降北魏。北魏攻陷东阳，南朝刘宋又失掉青州、冀州等地。此时，长江以北的中原地区正是硝烟遍地、烽火连天的战场。看来，此种情况必将长期持续下去，北迁中原，无异于飞蛾扑火，乃至粉身碎骨。
其次，迁往西南也不可行。西南地区，如云、贵、川等地，均为少数民族聚居之地，由于历史上中央政权处理失当，致使汉人与当地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层出不穷，难于化解。而且，这些地方开发较迟，经济相当落后。如迁至该地，则难于生存。
再次，迁往建康东部诸郡更不可取。除了东部诸郡濒临茫茫大海之外，更重要的是从南朝宋孝武帝大明八年（464）起，东方诸郡连年大旱，米贵如油，百姓饿死甚众。接着，南朝刘宋前废帝刘子业景和元年（465）8月，尚书柳元景谋立江夏王刘义恭事泄被杀。9月，前废帝刘子业杀新安王刘子鸾，又私开铸钱，钱货混乱，斗米万钱，致使商贾不行，民生凋敝。11月，晋安王刘子勋起兵反于江州，诸郡又多响应。当月游击将军阮佃夫等又杀前废帝刘子业，立刘彧为帝，开始了统治集团新一轮的骨肉相残，及臣下弑君选帝的混乱局面。南朝宋明帝刘彧泰始二年（466）5月，刘子勋称帝于江州，徐州、吴郡等太守纷纷响应，致使四方贡赋尽归江州。8月，宋明帝克江州杀刘子勋。10月，刘彧杀兄弟、陆安王刘子绥等１３人，并将宋孝武帝之子全部杀死。这种复杂多变的皇室内部骨肉相残、君臣互忌，必然引发株连事件。这些，都是程旼不愿看到及难于适应的事情。
长江以北、以西及以东均不可行，程旼把视线盯在了长江以南，特别是岭南东部地区。粤省地处南疆，北负五岭，南临大海，史称岭南。此时的岭南，远离中原和江南，是皇权鞭长莫及、暂无战乱之地。特别是岭南的东北部，又与闽、赣接壤，且离粤之番禺（今广州）、赣之豫章（今南昌）、闽之治城（今福州）相距甚远，程旼心想这一地区有可能是世外桃源、避乱胜地。
程旼还从查阅的许多史料中得知：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统一了全国主要地区，而岭南并未归顺。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发兵50万，分成5军，由任嚣、赵佗统率一军，约10万人，进入岭南之粤省，任嚣为南海尉，手握政治、军事等专制一方的大权，赵佗为南海郡龙川县令。为了长期戍守岭南，赵佗还上疏秦始皇，要求派3万名中原女子到岭南为驻守将士“缝补衣服”。最后，秦始皇派了1.5万中原女子去了岭南。这些女子自然成了岭南将士的配偶。秦末，天下大乱，赵伦秉承任嚣遗愿于公元前２０３年宣布成立南越国，并自立为南越王。南越国之疆域，基本上与秦在岭南所设的桂林、象郡、南海三郡的辖区相当。越佗为了和睦百越，促进民族的融合，大力提倡汉越通婚。程旼感到，从秦王朝发兵平定岭南至今也有七百年左右的时间，粤东北地区也许留下了不少汉越通婚的后裔，自己的家庭去到那里，也许不会感到孤单与寂寞。
于是，程旼把家族南迁到岭南之东北地区的理由与设想，反复与家属和族人商量，最后取得了一致的意见，便决定水陆兼程，由赣入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