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球王李惠堂

（一）

    李惠堂(1905—1979)，字光梁，号鲁卫，梅州八贤之一，清光绪三十一年出生于香港大坑村，是建筑巨商李浩如的第三子。

    李惠堂从小就酷爱足球活动。6岁时，其父把他送回原籍梅州市五华县锡坑乡老楼村读私塾，读书之余，他以家门前宽阔的草坪作球场，呼朋引伴苦练足球技艺。5年后，他回到香港，继续刻苦训练，并常常请教球坛先辈，技艺大进。在1922年香港“夏令营杯”赛中，17岁的李惠堂展现了娴熟的足球技巧，被足坛前辈所看中，赛后即被吸收为南华体育会甲级队足球运动员。此后在沪港埠际赛、甲级联赛、远东运动会上，他所参加的球队都获得冠军。随后在出访澳大利亚各役中，他也屡立战功，从而声名鹊起。

    1925年秋，李惠堂赴上海。起初加盟乐群足球队，击败高丽队并在市锦标赛中夺冠。之后，受聘为复旦大学体育系主任。1926年，上海举办万国足球锦标赛，以李惠堂任队长的中华足球队，战胜了葡萄牙、苏格兰两个强队，创造了华人足球队连续击败外国足球队的纪录。同年夏，李惠堂发动在沪粤人组建乐华足球队，并任该队董事长和队长，成为当时上海乃至全国实力最强的足球队。在全国联赛中，乐华队获冠军。在“史考托”杯赛中，乐华队以4：1击败蝉联九届冠军的外国腊克斯队。1927年，乐华队战胜各国劲旅组成的西联队，获西联甲级第3个冠军。1928年，李惠堂参加万国球赛，被评为最佳球星。1929年，李惠堂加盟的上海队，获全运会足球冠军。李惠堂娴熟精萃的运球技巧和神乎其神的妙射绝技，使上海观众为之倾倒折服，每次出赛，球场均座无虚席，到处流传“看戏要看梅兰芳，看球要看李惠堂”佳话，一时间，李惠堂的英名传遍了大江南北。

    1930年，李惠堂从上海回到香港任南华足球队长，带队频繁出赛，所战皆捷，连续数年为全港甲组足球赛冠军杯得主，并在第六届全运会足球赛中获得冠军。

    1934年，第十届远东运动会在菲律宾举行，李惠堂担任中国足球队队长。在第9届远东运动会上，日本足球队和中国足球队并列冠军，日本队扬言要在这届远东运动会上打败中国队，而以李惠堂为主力的中国队亦斗志高昂，决心教训这一骄狂的对手。决赛那天，天气特别炎热，战况空前激烈，在全场比赛即将结束时，比分依然是三比三。这时，中国队获得罚点球的机会，由李惠堂操刀，一鹄中的！顿时，在场侨胞观众欢声雷动。这场球赛的胜利，大长了中国人的威风，李惠堂亦荣获了“亚洲球王”的称号。

    1941年，李惠堂率华东足球队访问马来西亚，在与槟城军联队对垒时，以11：0大胜，他一人独进7球，并令人震惊地射穿了对方球网。还有一次李惠堂率队与外国球队交锋时，获点球机会，他发脚怒射，球如炮弹出膛，对方门将接球后连球带人滚进网窝，当即呕吐不止，从而有李惠堂罚12码，力大无比，要踢死人的传说。致使有一次李惠堂率队与印尼队比赛时，对方门将见到李惠堂在其门前得球将要举脚发射时，竟然离开球门不敢防守。

    1941年12月香港被日本攻陷后，李惠堂逃回老家，曾先后在锡坑、安流、河口、横陂、华城等镇献技传艺，并率五华足球队和航建足球队两访兴梅，有力地推动了家乡足球运动的发展。以后，梅州被誉为“足球之乡”，与李惠堂的大力推动不无关系。日本投降后，李惠堂由原籍回到香港，仍效力于南华足球队。

    1947年秋，李惠堂率南华足球队到东南亚访问，与泰国、新加坡等国足球队比赛10场，场场告捷。回港后，李惠堂又参加了香港华联与西联一场足球比赛，年已40多岁的他仍勇猛异常，接连攻入数球，结果华联队以4比2战胜西联队。这场比赛也成了他“挂靴”的告别赛。

    1948年李惠堂在港创立华人足球裁判委员会，并连任六届主席。此后他以主要精力转向从事教练、著作和电台、报刊体育评论工作。

    1979年7月7日，李惠堂病逝于香港，终年75岁。

    李惠堂纵横驰骋绿茵25年，足迹遍及亚、欧、澳州。他从17岁成为甲级队员，到42岁挂靴退役，每次比赛都有进球纪录，踢球25年，进球2000多个，获得过50多个荣誉称号，胸前挂满了光彩夺目的奖章。他所参加的足球队，曾荣获过5次远东运动会冠军，4次全国冠军，26次香港冠军，1次广东省冠军，2次印尼冠军，2次亚洲冠军。他曾两次代表中国出席奥运会，尤其是第一次，从东南亚到西欧，沿途 27战，战战皆捷，他独自破门34次。1976年，在联邦德国一家权威性足球杂志组织的评选活动中，李惠堂同贝利(巴西)、马修斯(英格兰)、斯蒂法诺(西班牙)、普斯卡士(匈牙利)齐名，被评为“世界五大球王”。

    （二） 　

    李惠堂不仅是优秀的足球运动员，而且是足球运动杰出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曾任上海复旦大学体育系主任、中国国家足球队教练，香港华人足球裁判委员会主席，并曾获英国足球总会教练文凭，荣膺亚洲足球协会秘书和副会长、国际足球总会副会长等职，是我国足坛和亚洲足坛举足轻重的人物，对推动我国乃至亚洲足球运动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国际上赢得了崇高的声誉。

    李惠堂又是著名的足球理论家，除驰骋绿茵外，积极探索足球理论，有《球圃菜根集》、《杂果盘》、《足球裁判》、《鲁发卫吟草》、《南游散记》等足球论著问世。李惠堂认为，足球训练要从少年儿童抓起，“从小要有对足球发生兴趣，口不离足球，耳不离足球，目不离足球，食不离足球，睡时也不离足球，有如此兴趣而无大成者，未之有也”。李惠堂极为重视团队精神，他说：“现代足球之成败，关键不在于得球的人，而于没有球的人，这话骤然听起来，觉得有点惊奇，但仔细思想，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足球队中人选，一定各有专长，主事者一定要晓得人尽其用，用尽其才的妙着，为全队谋福利。”“足球运动决非个人能力所为的，任你是世上首屈一指的球星，如果没有10个队友帮你的忙，11个敌人与你对赛，你还不是废人一个！”李惠堂还认为：“足球场这小小方圈，是寻师访友的好去处，是勇毅果敢的养成所，是心理智慧的实验室，慧眼观之真是洞天福地。”“体育真谛，应当以道德为本，技术为末。先求其本，而后齐其末。”“良好的纪律，坚强的意志与密切的合作，是足球队不可缺少的三项要素。否则，即使足球技术再好，也无法充分发挥，球队的战绩也不会理想。”这些精辟的理论，在今天仍极具参考价值。

    李惠堂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1923年，他作为南华队主力前锋，随队远征澳大利亚。赛前，澳首都墨尔本除报载中澳足球赛消息外，竟附登一幅形容枯槁，骨瘦如柴的中国足球运动员漫画，题曰“东亚病夫”，藐视和污辱中国队，极大地激发了李惠堂和全体球员的怒火，次日两国球队交锋，中国足球队员同仇敌忾，气势如虹，一举击败澳队，轰动一时，大长了华人志气。这次访澳共踢球10多场，每次进球都有李惠堂的功劳。抗日战争期间，李惠堂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保持了中华民族优秀儿女正气凛然的气节。1941年12月25日，香港被日本军侵占。日军首领要李惠堂踢球比赛，以壮日本军威，李惠堂断然拒绝。1942年春，南京汪伪政府请李惠堂出任体育要职，并派专机迎接，李惠堂亦坚决拒绝。李惠堂说：“我李惠堂一介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岂能当亡国奴，要我卖国求荣，做伤天害理的事更办不到!”为了避免日军和汪伪汉奸爪牙的暗害，李惠堂在热心体育的侨商梅文鼎(曾任新四军副官，后任香港《文汇报》董事长)帮助下，通过其在澳门新豪运输公司朋友的关系，在长洲用快扒(走私艇)逃离虎口，辗转月余回到老家梅州市五华县锡坑乡。在老家，李惠堂先担任五华粮仓主任，后出任闽粤赣边区总司令部上校参议，兼任兴宁公路站站长，生活淡泊。此后一段时间，李惠堂在家乡组织球队，积极开展足球运动。1943年李惠堂和南华会部分队员在韶关重逢，在他带动下，重建了足球队，开始了“体育救国”的历程，在广东、广西、四川、云南等省区举行了130多场义赛，全部门票收入支援抗日战争。李惠堂的爱国行动，受到了全国上下的广泛赞扬。

    李惠堂故居五华县锡坑镇老楼村四角楼，名为“联庆楼”，是其父李浩如于光绪十八年 (1892年)所建，现已成为五华推动旅游与足球运动发展有机结合的一个富有特色的景点。故居为客家地区常见的“四点金”式建筑，面宽五间、三进深四合院布局，左右各置一幢横屋，四角分置四层炮楼，背后筑一层围屋，门前设晒谷坪、照墙、左右转斗门和半月形水池。墙体用灰沙夯筑，顶为悬山式木桁桷瓦顶。总占地面积约4400平方米，建筑面积约3590平方米。故居上、中、下厅檐柱均为八角梅花石柱，左右横屋底屋檐柱为圆石柱二层为圆木柱。门窗框均用石制，正门、侧门、转斗门均有楷书题刻，上、中、下厅和左右横屋所置屏风梁架等构件，均刻有狮、凤、鳌鱼、花草、人物故事等金木雕工艺品。故居中栋右廊房为李惠堂幼年时住房，右横屋门侧狗洞是李惠堂幼年时练射的“球门”。右横屋第一间为李惠堂抗日战争时期回乡组建足球队时的住房。1994年9月，五华县人民政府为方便人们缅怀球王，把球王故居定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里面办有《球王李惠堂》小型展览，每年均有不少华侨、港澳台同胞和社会各界人士前往参观考察，缅怀球王的光辉业绩。（叶小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