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学的研究，方兴未艾，对于这么一个形而上的民系，其之辉煌、其之突出、其之不朽，当首先体现在精神的层面上，更何况她已哺育出一大批在中国文化史乃至世界文化史上，都毫不逊色的伟大人物。拥有这么一批“精神贵族”，客家学的研究又怎么可能停留在形而下的层面上，而缺乏理论的深度、人性的光辉呢?

我们探讨“客家文化”，不应受那种削平崇高、解构激情的思潮影响。虽然，商品世界本身也在销蚀人类的精神，使之物化及失血。但这并不等于一切，精神是不可能淹没在五光十色的物质世界之中的，精神毕竟是卓然而立的，几千年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尤其是客家人的历史更证明了这一点，精神从来就没有被推倒过、被摧毁过。人类的精神生活，从来是历史中最真实的组成部分。抹去了一个民族或民系的精神史，所余下的只能是一个空壳，也就无所谓民族与民系了。

对于客家人这个几乎可以归入“精神贵族”的民系而言，如果我们失去了对其精神史的把握，那就从根本上谈不上对这个民系的研究与了解了，精神史本来就是一部多灾多难的历史，如同多灾多难的客家民系一样——多灾多难是精神必然的宿命。但唯有灾难，方可激扬、锤炼出高贵的精神来，所以，无论任何时候，有着怎样的处境，总有人默默地，然而却是顽强地坚守着精神这个阵地，使整个民系永远维系着一个生动的坚强的灵魂。灵魂是决不会被剿灭的，愈是灾难，灵魂便愈是高高翱翔。我很不理解，那些起劲反对用“圣典”、用“客家魂”提法的人，对客家民系自身究竟有多少认识与理解，且不说认同与倾心了。

我们仍要强调，这是一个形而上的民系，其中最伟大、最丰厚的宝藏，正是在精神上而非别的什么。精神的圣洁与高扬，从来就是历史进步中必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环节，而且是最为珍贵与炫目的。

黑格尔曾经这么说：一个没有形而上学的民族就像一座没有祭坛的神庙。

没有祭坛的神庙，也就失去了精神的依托，失去了崇高的价值，失去了心中的道德律——如此，将剩下什么呢？

而在这神庙上人们崇敬的，不正是构成这个民族或民系的出类拔萃的历史人物吗？很难设想，没有了马克思、弗洛伊德、爱因斯坦、毕加索、卡夫卡等一系列伟大人物，犹太民族会是怎么样？同样，没有了康德、歌德、黑格尔的德国，没有了牛顿、莎士比亚的英国，没有了拿破仑、司汤达、雨果、巴尔扎克的法国，没有了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索尔尼仁琴的俄国，又该是怎样——构成一个民族的精神史的，不正是他们么？而一个民族没有精神的维系，则不可能成为一个民族了，正如一个人失去了自己的头颅一样。而一个民族注重于自身的精神生活，则永远有向上的、崇高的追求，这个民族才充满生命力。如果历史上充斥了物化的平庸之辈，也就无历史可言。历史必须是流动的、前行的、栩栩如生的。静止与沉滞构不成历史。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客家人这个民系，在精神生活上是富有的，也是非常突出的。正因为她注重灵魂的生活，所以才在其演进的历史上产生了那么多荦荦大端的人物。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作为客家人，在人类精神生活中的各个领域上，都有着不断推出自己的宝贵人才。他们在各自的领域里，高屋建瓴、叱咤风云、声名遐迩，留下不朽的建树。

推翻千年帝制的第一人，把中国真正引入现代社会的，是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指挥千军万马、驰骋整个中国的，有作为人民解放军的总司令朱德、总参谋长叶剑英。在政治、军事领域内，我们还可以举出数十、数百或更多的客家名人。

凭一卷《女神》吹响了中国新文化号角，在文学、史学乃至更多的文化领域中有着卓著功勋的，有文化大师郭沫若；而在史学、语言学、文学与佛学上建树丰硕、学贯中西的，有一代宗师陈寅恪——在学术上，客家学者、巨匠，更是数不胜数。

被视为中国现代象征派诗歌的开山祖、又兼雕塑家的，大家立即便知道指的是李金发；而纵横欧亚大陆以及全球，以其远见卓识铸下一部部巨著，成为国际上著名的学者、作家的，自有韩素音；而在美术上，融汇中西，开创中国画新纪元的，非林风眠莫属——文学艺术上，客家人更为灿烂的星空，俯视整个近代史。

科学上，更有大批物理学家、化学家、数学家、医学家、建筑学家等等，不胜枚举。

正是他们，成为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天空中永不消逝的星辰，而不独属于一个民系。他们烘托起了偌大一个天空，在精神上代表并引导了整个民系的前行，足以让我们“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可以说，他们才是客家精神的真正代表，是他们缀连起了一部客家的精神史——而在他们走向成功的道路上，正是客家精神得以锻造的历程，磨难、挫折、困苦，包括生死考验——谢晋元等一批民族英雄不正是这般舍身取义么？

精神只可能在苦难中锻造。

重振客家精神，正是我们创办这份刊物的宗旨。我们不求激扬“客家之魂”，只希望举我们全身之力，只要能在客家人的精神层面上留下那么一点痕迹，也就心满意足了。哪怕作为叩开精神史大门的一块砖，用后即抛舍，也同样没有什么遗憾的。我们只在于祝福，在于呼唤，一声振聋发聩的悠长的呼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