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汉族有一个特别有名的支系叫客家人，客家人最有特色的建筑是围龙屋：通过科学的设计，精巧的布局，将一个家族几百人甚至上千人集聚在一个共同空间里。 ...
汉族有一个特别有名的支系叫客家人，客家人最有特色的建筑是围龙屋：通过科学的设计，精巧的布局，将一个家族几百人甚至上千人集聚在一个共同空间里。这种建筑与北京四合院、陕西窑洞、南方干栏式少数民族住宅、云南的一颗印合称最具中国特色的五大民居。
围龙屋是客家人的心酸史，也是客家人的辉煌史。历史上，从秦始皇时期南迁五岭，融汇百越到八王之乱、五胡乱华、安史之乱、靖康之乱、满人入关，再到太平天国，成千上万的中原人受到彪悍少数民族的生存挤压，被迫背井离乡，一路向南，挣扎求生。好不容易找到栖息地，又要和当地的土著进行恶劣的生存竞争，沿海一带还得面临强盗、野兽和倭寇的侵袭。
为了生存，为了繁衍，为了防卫，围龙屋星罗棋布地坐落于中国南方的山水之间。一座座或圆或方的土围求证了客家人对生命意义的积极认知，更见证了客家人的坚韧意志和团结精神。
一个大家族，上百户人家、几百上千人生活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如何进行内部治理？如果大的吵，小的叫，单纯的声音污染就得让人崩溃。但客家人几乎遇不到这类情形，原因很简单：在生死与共的生存压力下，家族的共同价值观和道德法则显示了强大的调控力，几乎每一个客家人都会在自己的祖训、祠规、家法中找到一个共同的道德诉求：宗族和睦。
睦族，在客家文化中似乎是迫不得已的道德抉择。但纵观历史，睦族是中国宗族文化特有的质素和内蕴，有着悠久的渊源和传统，客家人仅仅是将这种宗族自治的道德理念进行了空间移植。
睦族强调家族的和谐相处，对内实现家族的有效治理，对外实现最大化、最优化的拓展与扩充。可以说，围龙屋为客家人带来了物理上的安全感，而聚族而居、同心同德则带来的则是一种心灵的安全感。
换言之，围龙屋彰显的不仅是一种生存意志，还体现了一种生存智慧。
在相对封闭的族群，个体的自我认知都受制于群体的共同价值观，而个体的共同身份又会不断固化、强化共同价值观，最终产生归属感并决定自己的行为方式。
达尔文曾经说人有两种本能：利己和利他。利己是目的，利他是手段；利他是为了更好地利己。康德把这种现象总结为人的“反社会的社会性”——每一个个体都有反社会的本能，但又必须联合他人才能获取更大的生存空间。于是我们才有了家族、民族、国家。这些命题说起来很抽象、很枯燥，但还原出来就很简单：吸血蝙蝠相互之间有无相济，吸血的蝙蝠会去喂养没有吸到血的蝙蝠，所以才保证了强大的种群繁衍。
身份认同能带来心理满足感，一方面，解决了人从哪里来的世系问题，实现了身份定格，另一方面，个体也会在传承、弘扬祖德的同时寻求自身的价值定位，力求实现家族的良性嬗递。
儒家正是从伦理身份层面不断强化同宗同族个体之间应当相互帮助，在利他的道德前提下获得更大、更多的利己性效应。这既是一种基于同类相助的天性，也是人之作为人应当具有的善性。以忍让换取和谐，以仁爱赢得信任，这既是一种美德，也是一种智慧。
从这个意义上讲，围龙屋不仅仅是一种族群身份的遗存，更是一种共同价值观和心理满足感的历史载体。
伦理关联必然带来利益关联，这既是身份伦理权利义务的相互链接，也是家族盛衰的关键。
明代万历时期的姚舜牧，虽然只是举人出身，也只任过县令小官，但在儒学领域却有极高的建树。他在《药言》中很精妙地解读了“仁”字——为什么桃梅杏李这些果核都叫“仁”呢？这体现了《易经》生生不息、循环往复、革故鼎新的哲学思想。如果家族子孙不团结，就好比果仁内部生虫，再加上外人煽风点火，果仁必然朽坏糜烂，怎么还能生根发芽呢！
时间轴轮转向二十一世纪，围龙屋虽然已成文物景观，但精神上的围龙屋却转换成了一个民族的永恒记忆和潜在意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