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商界的商帮分为广府、客家、潮汕三系。客家商帮注重人文，潮汕商帮更注重商道，广府商帮更注重实业。客家商帮以开拓性、儒商性、包容性、务实性和诚信性的文化风格在商海竞争中取胜，必将与广府商帮、潮汕商帮并立于中国商业文化版图。以往，在中国北方做生意，听说你是广东人就会被人高看一分，但在广东本省则有感觉、感情的细分——一听你是广府（顺德和佛山和广州等白话地带）人就会先敬佩三分，广州地产界的黄文仔连王石也自叹不如，顺德的杨国强和他的碧桂园谁不佩服，还有李兆基、郭炳湘等富豪更是令同行难望其背。顺德美的、格兰仕和华帝等电器品牌占据中国家电行业十大品牌的半壁江山。
听说你是潮汕的就会联想到是一个聪明、有拼劲、积极向上的商人。海外的不说，单说广州深圳的就有合生的朱孟依、侨鑫的周泽荣、星河的黄楚龙、鸿荣源的赖海民、茂业的黄茂如等等莫不是如此。

如果听说你是客家的，就会觉得你比较淳朴有内涵。看看在海内外成长的客家商帮，其中不乏各行业的领袖级人物，“领带大王”曾宪梓、“国货大王”余国春、“万金油大王”胡文虎、“东南亚钢铁大王”何侨生、“化工大王”田家炳、“毛衫大王”吴惠权等等……
自改革开放后，客家商帮开始在国内风生水起，成为中国商帮中最为低调的一股积极向上的力量。特别是在广东，客家商帮更是潜行于中国经济大潮中的一股坚强生力军。
今天，我就来论论客家商人，并祭出这篇文章为儒雅的客家商帮点赞！

中国各地域人文交叉的终极版图，明朝皇帝朱元璋为了防止地方独立，将方言集中的地方特意分开与不同的方言区组成新的省份。客家人集中的中国东南部被划分为广东东北部（梅州及周边）、福建西部和江西南部，并分而治之。以省籍贯为特点的地方歧视本身不科学，也不道德。客家商帮发源于中国东南部，形成于明清，许多没法读书或读书未仕者去南洋谋生开拓家业，积极成长为拓商，活跃于南洋。要论“客家商帮”，一是指从商的全世界的客家人，二是广东东北部、福建西南部、江西南部的“客商”群体的统称。任性的文化情怀15年前，我在广州搞了一次经济沙龙，颐和集团的何建梁（现为广东陕西商会会长）、保利的宋广菊（现为保利地产集团董事长）和南国花园的卓定华等10多个大老板过来捧场，其中有一个客家老板，他一发言就偏离主题，大谈儒家思想，提出要让孩子读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最终目的是回报社会。在他眼里，读书才是正道。这个发言让我印象很深，也从此开始关注“客商”！
后来我特别留意过关于客家商人的一篇述评，大意是说，客家商帮虽然做生意赚钱，但他们骨子里崇尚的是人文情怀。他们内心觉得做生意是不得已的谋生手段，因为客家人的处世之道是典型的汉人传统价值观——“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李光耀的祖父给李光耀的定位不是做老板，而是读书，叫他学习西式教育，而他的父亲叫他学习中式教育。
根据《李光耀回忆录》和英国作家亚历克斯所写的《李光耀传》，我们可以大致领略了客家人奋斗的心路历程——李光耀自己努力学习了马来语、英语、日语，在1954年成立行动党后学习中文，目的就是融入当地社会各个圈子，积累庞大人脉，为后来成为世界级领袖奠定了基础。他是客家人，可他演讲时要么说英语，要么说闽南话，为的就是赢得福建人占主导的当地华人社会的支持。

正是由于“客商”骨子里的人文情节，使得客商多为创业型商人，而较少形成专业的，多代传承的商人家族，一开始做生意是迫不得已，成功以后，有的回国回乡捐官，有较强的政治色彩；有的则留在当地做统领或豪绅，其子女多半去读书或当头领，很少有继续从商的。高尚的国家情怀我深入研究发现，这些客家巨商的国家情怀都很浓。曾宪梓反对“港独”是出了名的，一遇背离祖国的言行，他第一个站出来反对和驳斥。我20年前在广州就发现不少医院有他捐献的医学大楼，在他没有太多钱的时候就拿出了一大笔钱捐献给祖国的医学事业。
还有一个是发生在抗日期间的真实故事。当年抗日时，美国向中国援助了一批汽车，可是中国缺司机，南洋的客商们便自发筹钱培训了一大帮司机，我看了抗战历史，应该是三千南洋华人司机归国抗日！
客观地说，客家商帮也许不是实力最雄厚的，但一定是最爱国的。
抗日战争中，与日本侵略者拼得最凶的就是广东客家籍战士，全国阵亡将领少将以上（含追授）200多位，而广东22位阵亡将领中客家占14位。淞沪会战“一寸山河一寸血”，谢晋元将军率孤军留守上海，以一当百与数倍自己的日军血战闸北四行仓库，展现出了中国军人的不屈精神。儒商情怀超越十大商帮有一位学者分析到——客家人相信“读书钱，代代钱；生意钱，日日钱”，“客商”从商本身就带着强烈的矛盾心理，既有着儒家的正统观念——“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自古商儒不双兼”，但同时又必须面对现实。
这一点又不同于徽商的“易儒而商”或“易商而儒”，“徽商”主张“儒”、“商”两行，所谓“无徽不商”。出身于“徽商”重门又为大儒的汪道昆说：“余唯乡俗不儒则贾，卑议率左贾而右儒，与其为贾儒，宁为儒贾”。
有人文专家观察过，“客商”成功后，大多从政，或投资文化产业，以圆其从文致仕之梦。而且“客商”带回家的钱大多用于公益文化事业。而这正是儒家的一种体现。可以说“客商”大多都有一种儒家的济世情怀，是典型的“儒商”。

孔子思想体系之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义、礼、智、信，这是孔子对社会政治、伦理道德的最高理想和标准，对后世，特别是商人影响亦甚深远。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客家商帮理念与儒家如出一辙。“在商言利”，而“客商”却是“言商向儒”。因为客家人从商多是不得已而为之，客家先民是中原贵族后裔，读书致仕，光宗耀祖，衣锦还乡，是他们治家立业的理想。
这一点又与“晋商”恰恰相反。“晋商”传统是“学而优则贾”，“晋商”也重视读书，但读书的目的却是为了更好地做生意，所以“晋商”家传的谚语是“生子可做商，不羡七品空堂皇；好好写字打算盘，将来住个茶票庄。

独特的义利情怀以创造"金利来"系列名牌著名的客家大商人曾宪梓有一套具有客家文化特色的商业经营管理理论系统。概括起来有如下六点：
1．“独立人格”的立世之本；2."志当存高远"的人生视界；3."创名牌"的商业战略；4."以人为本"的人才管理机制;5"正合奇胜"的经营方式; 6."见利思义"的人生坐标。客家商帮的“义利观”很奇特。对“名分”出奇地重视，“崇名”是他们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务实”则是他们行为的客观表现，这是由于生存艰难使他们养成了这样的行事风格。▲丰顺商人许应裘，给家乡捐献了几千万修公路，建大桥、坚真科学馆，而自己还是喝粥吃咸菜。由此可见“崇名”是客商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客商”们留下的深宅大院中，到处壁刻有儒家经典和处世礼义对联。名不正则言不顺，“崇名”既包括“正名”，也包括“名分”。“正名”之道，是儒家处世的重要内容，这就使“客商”在经营中尽量使其行为往儒家的理念上靠，尽量避免在世人眼中滑入“奸商”之列，最常见的表现就是在经营中坚持“公平交易，童叟无欺”、“和气生财”、“人气旺，财气兴，并积极参与各种社会和地方的事务管理、捐资兴建公益事业，有一定积蓄就积极谋取各种荣誉和名号，以证明自己虽“从商”但仍属“正道”。“崇名”意识使“客商”们非常注意“利”和“义”的关系，他们多追求“义”“利”并举，反对见“利”忘“义”。另外，客家民系的家族对“名”特别重视，这就使“客商”的行为受到文化和家族势力的双重制约。

独家观点：“客商”为什么未入中国十大“商帮”之列？有人解释为，客家人集聚地被行政化开，也因此历史上较少出富可敌国的超级富豪。他们抑或是白手起家创业，努力勤俭，没有冒险的资本，只能靠精打细算，从小做大，这种经历使他们成功以后仍保持这种处世风格。成功来之不易，讲求花一分钱要有一分钱的效用，缺乏大的气魄；抑或是遵循传统的中庸之道不愿抛头露面，以至于客家商帮一直被社会舆论低估，而未入中国十大商帮！百万客商堪称广东商界老大帮潮汕人在深圳超过400万，潮汕商帮特点是团结、大富豪多、势力极大、财大气粗，捐款动辄千万上亿的人不少。但近几年似乎有些波折，有如国美的黄光裕、金光华的李亚鹤、佳兆业的郭英成等等。如今的深圳，早已成为全世界客家精英的重要聚居地。根据统计，在深圳定居经商的客家人有500万人以上。在深圳的经济社会文化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为深圳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客家商帮的特点是内敛、低调、儒雅。深圳有不少客家大老板，可他们总是不愿显山露水，例如做地产的杨荣义、做教育的缪寿良、五叶神的温纯青、平安的林立等等，这些隐形富豪都非常低调。我们坚信，以客家商帮开拓性、儒商性、包容性、务实性和诚信性的文化风格，并以此在商海竞争中取胜，客家商帮必将与广府商帮、潮汕商帮并立于中国商业文化版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