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1890-1969)，著名历史学家、教授，祖籍今江西省修水县桃里竹段村人。6岁在家塾读书，即自习日文。光绪二十八年(1902)，随兄衡恪东渡日本，三十年考取官费留日。之后，又在柏林大学、苏黎世大学、巴黎大学、哈佛大学攻读，他求学不同于众，哪有名师，即往哪就读；不仅听课，还实地考察风土人情。他不计较大学文凭，不追求学位头衔，以求真才实学为目的。学识渊博，诸凡史学、宗教、语言学、人类学、校勘学、文学均有独到的研究和见解。对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蒙古史，以及梵文、突厥文、西夏文、藏文等文字和佛教经典均有精深研究，为国内外学者所推重。能背诵《十三经》，且逐一考证。通晓英、俄、日等11国文字。

    寅恪毕生致力于教学研究。民国3年(1914)，应江西省教育厅之召，回南昌评阅留德学生考卷。自5年后，先后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四大 导师之一(其余三人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教授)、清华大学中文、历史系合聘教授、江南联大、广西大学、成都燕京大学、岭南大学、广州中山大学等校教授。兼任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理事、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故宫博物馆理事、清代档案委员会委员，28年夏，英国牛津大学聘他讲学，授予英国皇家学院研究员学衔，因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未成行。一度任香港大学客座教授，其间曾两次飞渝参加中央研究院评议会，国内学术界尊之为“盖世奇才”、“教授之教授”、“太老师”。

    寅恪在国际学术界享有盛誉。民国22年，日本史学权威白鸟库吉研究中亚史有疑难问题，向寅恪请教，始得到满意解答：苏联考古学家发掘—’突厥文碑石，无人辨识，请教寅恪，终得到准确破泽，外国学者交口称赞。吴宓《空轩诗话》中说：“余在美国哈佛大学得识陈寅恪，当时即惊其博学，服其卓识。驰书国内友人，谓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国最博学之人。今时阅五六载，行历三洲，广交当地之士，吾亦坚持此言，且喜众人之同于吾言。……”

    他为人正直，注重气节。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兵占领香港，他立即离职闲居；日本当局持日金40万元委办东方文学院，拒之。虽手中拮据，宁可变卖家什度日。民国31年，有人奉日方命专程请他到沦陷区。上海授课。他说：“我岂肯为侵略我国的敌人服务!”拒命后，出走香港，当年6月，取道广州至内地，任教于广西大学、燕京大学。解放前夕，国民党中央研究院语言研究所副所长傅斯年多次电促他去台湾或香港工作，他愤然说：“台湾我不去，香港是英帝国主义殖民地，我也不去，愿留在国内。”

    解放后，他受到人民政府的高度尊重和关怀。曾任岭南大学教授、中山大学教授、中央文史馆副馆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委等职。1956年，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夫妇特访他，与谈《世说新语》的学术问题，极为融洽。次年，中南局书记陶铸看望他，为他安排助手，并关注其日常生活：1959年，中央宣传部部长周扬走访他，与谈教育问题，夸他“记忆力惊人，书熟悉得不得了。”

    后来陈寅恪右腿骨折后，陶铸特派3名护士长期护理，还赠予电唱机。1962年胡乔木看望他，谈及自己在清华读书时未能聆听他的历史课颇有怀旧之情，关心他的文集出版事。他说：“盖棺有期，出版无日”。胡笑答：“出版有期，盖棺尚远”。值得一提的还有中科院院长郭沫若，1962年3月造访他很有意思，郭对陈很重视和钦佩，认为陈寅恪与王国维是同一类型的人物，郭曾写过《鲁迅和王国维》，把他们相提并论，推崇至极。郭的来访显然有惺惺相惜之意(此前郭据周总理批示，邀陈担任第二历史研究所所长，副所长是著名历史学家向达和侯外庐，所长一职虚位以待，因观念各异未果)。二人谈话结束，郭留下一副对联相赠：壬水庚金龙虎斗，郭聋陈瞽马凤牛。上联壬水指郭自己，他壬辰(1892年)出生，陈庚寅(1890年)出生，按五行算、壬属水、庚属金；同时按生肖算，辰属龙、寅属虎、所谓龙虎斗，是说学术上互相竞赛。下联是指二人生理上的缺陷，郭17岁时患重症伤寒，两耳得中耳炎，鼓膜凹陷，以致耳鸣重听，成为半聋；陈49岁时因营养不良，著述勤劳，右眼视网膜剥离，54岁时跌跤，左目又失明，至此成为盲人。所谓马牛凤，意谓在各自研究领域里，发挥所长，互不干涉，此联切合二人特点，又有互勉之意，曾传颂一时，可称绝唱。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他珍藏的大量珍贵书籍、诗文稿多被洗劫。因此他曾有：“涕泣对牛衣，卅载都成断肠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之叹。1969年10月7日病逝于广州。庐山月照松林处的松门别墅，是陈寅恪的家，他一生虽然只去过一次，但却魂牵梦绕。1930年，陈三立80大寿，在清华大学任教的陈寅恪上山为父亲做寿。离开庐山门15年后，1945年4月30日陈寅恪在《怀故居》诗中云：

    渺渺钟声出远方，依依林影万鸦藏。

    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

    破碎河山迎胜利，残余岁月送妻凉。

    松门松菊何年梦，且认他乡作故乡。

    陈寅恪作此诗时，双目已失明，5个月后日本宣布投降。诗中流露出作者对庐山深深的怀念。新中国成立之初，周恩来总理通过他父亲的挚友李一平，到广州看望陈寅恪，并转达对陈寅恪的关怀和期望，希望陈寅恪不要离开祖国大陆，他居住的地方由他自己定，广州、北京、庐山都可以，如果他愿意住在庐山，政府可以把他家在牯岭的旧居加以修膳。

    庐山虽然没有成为陈寅恪晚年的治学颐养之地，但陈寅恪及其一家对庐山却情有独钟。早在1870年，陈寅恪祖父陈宝箴第一次游庐山，在山南山峡涧，栖贤寺一带流连忘返，曾写下“匡庐五老统乡思，真面何人写照来”等诗句。后曾计划在栗里购置地产，准备回乡归隐。陈三立更是以庐山的主人自居，倾心为庐山效力。早年，他多次游庐山，晚年住庐山松门别墅，倡修《庐山志》，81岁高龄仍亲笔为之作序。1932年，他出席牯岭万松林诗会，并编辑《癸西庐山雅集诗录》，撰写了极具兰亭风韵的序言。后老人遗居北京，日军入侵，老人忧愤拒药，1937年9月14日去世。抗战胜利后，原定的葬陈三立于庐山，后因故葬于杭州。

    先祖、先父没有实现的事，陈寅恪实现了。在陈寅恪逝世34年之后，在他113岁华诞之日，2003年6月6日，他的骨灰终于落葬庐山植物园，庐山成为陈寅恪长眠之地。

    他一生80个春秋，求学30年，执教45载。民国34年后，双目先后失明，仍坚持讲课，继续撰著，名其书斋为“不见为净之室”。1958年搞批判“厚古薄今”运动后，虽不复任课，但仍未辍著述。1964年，年已75岁，仍与科学院研究员向觉明商谈校刊《大唐西域记》。平生著作极多，专著举其大者有《隋唐制度渊原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无白诗证稿》、《述晋王导的功业》以及《秦妇吟校笺》、《寒柳堂集》、《柳如是别传》、《金明馆丛稿》等。他如《世说新语》，对中译本佛经之研究，感时咏事之诗词等等，不胜枚举。80年代后，《陈寅恪文集》分册逐渐出版。